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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资开放垄断行业要开对门-【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20:51:36 阅读: 来源:太阳能路灯厂家

“新36条”最引人关注的,是对于一些关键性的瓶颈问题不再回避。《意见》明确提出,规范设置投资准入门槛,创造公平竞争、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市场准入标准和优惠扶持政策要公开透明,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不得单对民间资本设置附加条件。

垄断行业的准入许可其实没有充分依据

“新36条”再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并且明确说明这些行业包括基础产业、公用事业和金融服务业等,可看作是对多年来的一种争议的回应。

垄断行业的准入许可,其实没有充分的依据。尽管一直有“自然垄断”的说法,但没人能证明水、电、煤、石油和电信这些产品为什么就必然是“自然垄断”的。从理论到实践,始终无法找到绝对的依据说明具体某个行业为何不能放开准入。特别是,这些行业在中国从来没有放开准入、而在其他国家却有放开准入的实例时,人们更无法被说服。在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总试图说明自己这一行是真实的“自然垄断”,但我们不能排除其中许多实际是虚假的“自然垄断”——是政府部门指定、而不是市场选择了垄断的格局。

较之从前,我们听到了更多对于国有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抱怨,抱怨来自消费者、竞争企业和下游厂商,抱怨的内容是这些国有大企业独占某些行业的准入,定价过高、服务质量差、在资源竞争上有特殊优势,以及行政帮助垄断。我们也听到了国有大企业经营层和雇员们的抱怨,他们批评政府部门干预过多、硬性分派社会责任、内部运作官僚化、经营低效率、人员无动力等。

两个根本问题不能回避而必须解决

在国有大企业改革中,有两个根本问题不能回避而必须解决:一是在现存的大型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中,哪些是国家应当控制的,哪些是国家应该退出的,即使垄断带来了丰厚利润;二是在最终保留下来的国家控股的大企业中,如何建立有效的对经营管理层的约束机制。

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如军工、造币等)、提供公共物品的企业(如城市公共交通、环卫等)、稀缺资源开采企业(如石油、稀有金属、海底资源开采等)以及一些服务于政策调控之需的企业(如政策性银行等),其他行业的国有资本大多无须达到控股程度。更进一步,许多国有垄断授权经营的行业应当放开准入,让民间资本成为新进入者,如铁路、公路、电信、烟草、水电煤供应等都没有国家垄断的依据。随着技术的发展,已建公共网络的传统垄断也可能打破,国家无须担忧恶性竞争的问题,因为市场会选择最优的胜利者,而市场竞优的最后结果总是优于人为干预。

不放开准入而引进民间资本,是将垄断利润拱手让人

其实,国有资本无须大幅退出所谓的“竞争性行业”。问题的关键是放开哪些行业的准入,让更多外部竞争者参与其中,给国有企业施加压力,而不是在保留封闭的情况下出售国有股份,这样做,便是将垄断利润与部分民营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分享。我们一些城市在水电煤供应企业的改革上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不放开准入而引进私人资本,结果将垄断利润拱手让人,而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应当是国家将一些行业开放、不再实行垄断,而不应当是让出这些垄断企业的国有股份。我们要放弃的是行政赋予的人为垄断地位,而不是国有股份。如果国有企业能在这些行业继续有效地与私人企业竞争,那么就该让它们继续经营。任何强行的出让国有股份都不能避免“寻租”问题和道德风险。一句话,向民间资本开放垄断行业要开对门。

利用市场的充分竞争进行控制,远比形式上的民营化重要

我们必须认识到,民营化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之一。世界范围内,许多私营化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做好政府监管的跟进。前提是政府区分监管者与运营者的职责,自己应侧重约束与管制。剑桥大学教授大卫·纽贝里在《公共网络私营化、重建和监管》一书中认为,关键不是所有权,而是控制权。国有企业或是国家监管下的私营企业,在他看来没什么不同,他认为公用服务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效率差异源于控制模式的不同:运用所有权的国家直接控制,利用监管手段的间接控制,以及由市场力量进行的分散控制。真正好的解决手段是,利用市场的充分竞争进行控制,这远比形式上的民营化重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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